——記語言學家李如龍

學人小傳

李如龍，1936年生，福建南安人。語言學家。1958年畢業(yè)于廈門大學中文系。曾任教于廈門大學、福建師范大學、暨南大學，2006年在廈大中文系退休。曾任福建省語言學會會長。主要著作有《方言與音韻論集》《方言學應用研究文集》《漢語方言學》《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》《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》《漢語特征研究》《福建方言與文化》《漢語地名學論綱》《閩方言文存》及《薪火相傳》《李光前傳》等。

在漢語方言研究這條道路上，廈門大學教授李如龍已經(jīng)跋涉了整整70年。

“我是東南丘陵地的小苗，復雜多樣的方言就像濕潤肥沃的土地，只要根系發(fā)達，便能獲得豐富營養(yǎng)，長成大樹。方言是漢語語言學取之不竭的寶藏。在這片土地上研究方言，我從來沒有后悔過。”如今，年近九旬的李如龍還在滿腔熱忱地為他鐘愛的語言學事業(yè)奔走呼喊。

學術啟蒙

方言如此奇妙

1953年，17歲的李如龍考入廈門大學中文系。班上同學來自東南多省，不僅上海話、徽州話讓他感到陌生，就連本省的福州話、莆田話，他也聽不懂。李如龍是福建南安人，1951年到泉州讀書時，曾因說話帶“土腔”而被嘲笑。到了大學，方言分歧更加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不久，李如龍讀到羅常培先生1926年來廈大教書時寫的《廈門音系》，才知道鄉(xiāng)間的土話竟然那么值得研究。

20世紀50年代，全國都在大力推廣普通話、推行簡化字和《漢語拼音方案》，《人民日報》還連載了呂叔湘、朱德熙兩位先生的《語法修辭講話》。在廈門大學，黃典誠老師又把語言學概論、方言學、音韻學課程講得精彩紛呈。為什么“女人”這個很基本的概念，福建各地會有諸娘、阿娘、嬸娘、查某、做母、婦娘、妹子這么多不同的說法？為什么全省各地毫無例外都管紅薯叫“番薯”？為什么有些地方稱“母”為“姐”，稱“父”為“哥”，有的地方卻稱“女婿”為“姐夫”，稱“侄”為“孫”？李如龍逐漸體會到，漢語方言如此奇妙。1955年，黃典誠老師建議李如龍研究清代南安人黃謙編纂的《匯音妙悟》，以《上古漢語語音擬測》為題寫畢業(yè)論文。這成了李如龍走向漢語語言學道路的起點。

1956年，為了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(guī)范化，高教部和教育部組織學者在全國開展?jié)h語方言普查。福建省教育廳要求廈大和福建師院成立“福建省漢語方言調(diào)查指導組”，師院負責調(diào)查閩東、閩北方言，廈大負責閩南、閩西，李如龍也參與其中。在普查過程中，著名語言學家、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李榮先生曾經(jīng)來廈門大學指導方言調(diào)查工作，他對參加調(diào)查的年輕人說，方言調(diào)查應該從母語或身邊的方言開始，認真地聽音、記音、整理音系，考察連讀音變，弄清楚語音、詞匯、語法之間的關聯(lián)，就定能得到語言學的全面訓練。

1958年，李如龍畢業(yè)留校任教。1960年，福建省教育廳成立“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”，調(diào)集了十幾個人在廈大集中工作。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陳章太和張盛裕前來支援，教育廳還抽調(diào)了福建師院的潘茂鼎、梁玉璋和建甌一中的潘渭水，此外還有幾位中小學老師協(xié)助整理資料。潘茂鼎、李如龍是編寫組負責人，黃典誠做業(yè)務指導。編寫組以普查材料為基礎，在黃典誠的具體指導下開展緊張的工作，用兩年時間編成《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》(討論稿)。“編寫組”完成使命，黃典誠、李如龍負責整理書稿，此書于1962年秋由廈門大學印刷廠鉛印成“討論稿”內(nèi)部發(fā)行。

這次調(diào)查對了解福建方言意義重大。此前，因為調(diào)查比較做得不夠，語言學界把福建方言分為閩南、閩北兩種，分別以廈門話、福州話作代表。因為有了這次普查，編寫組經(jīng)過討論，吸收黃典誠先生對建甌方言、莆田方言的研究成果，把福建省內(nèi)的方言分成“閩海”“閩中”“閩客”3群，下分閩東、莆仙、閩南，閩北(建甌)、閩中(永安)，閩北客(邵武，后來改為閩贛)、閩西客(長汀)7區(qū)。

1963年夏，“福建方言學術研討會”在廈門舉行。與會者除了《概況》編寫組成員和省內(nèi)參加過方言調(diào)查的青年教師，還邀請了黃家教、詹伯慧、施文濤、許寶華、王福堂等國內(nèi)其他高校講授方言課的老師，以及洪心衡、余心樂等熟悉閩、贛方言的老先生。30多人經(jīng)過5天認真討論，大致認同3群7區(qū)的意見。這種分區(qū)修正了以前把閩方言分為閩北(福州)和閩南(廈門)的簡單做法，至今仍被認可。

1964年，李如龍和潘茂鼎專程到北京，向語言所的呂叔湘、丁聲樹、李榮先生請教《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》應該如何修訂，也訪問了王力、袁家驊、胡明揚、周有光等語言學家。李榮先生用四個上午和他們詳談了自己的修改意見。

回顧這十年的學術經(jīng)歷，李如龍自稱為“學術啟蒙期”。因為有羅常培著作的指引、黃典誠的指導和李榮的指點，讓他在語言學研究的道路上打下了良好基礎。

碩果累累

從詞匯語法透視方言

1971年，李如龍被下放到農(nóng)村，因表現(xiàn)出色，一段時間之后，縣委想留他在當?shù)毓ぷ?，但李如龍不愿放棄語言學專業(yè)。此時，福建師院改為師范大學，邀請他加盟，1973年年底，他匆忙搬家到福州，在福建師大開始研究多彩的閩東、閩北方言。

在福建師大的20年，只要沒有課，他就如饑似渴地到閩北、閩東，一個一個縣調(diào)查方言，像大田、尤溪、浦城、泰寧、福鼎、寧德，都去過幾次。有幾年冬天，直到聽到窗外的鞭炮聲，他才想起快過年了，該回家了。

改革開放后，學術界的陣陣春風給李如龍莫大的鼓舞。為擴大方言研究隊伍，1981年，中國語言學會委托福建語言學會在建甌舉辦方言研究班，方言學元老吳宗濟講開場白，黃典誠講音韻學并做班主任，李如龍講調(diào)查方法，黃家教、許寶華、王福堂各講一課。研究班配有能講建甌話、福州話和廈門話的發(fā)音人，學員們每天上午上課、下午記音，干勁很大，經(jīng)常冒著酷暑干到深夜，有的還抓緊時間記自己的方音，請求專家校訂。李如龍他們用兩個月時間為20個省市訓練了50名從事方言調(diào)查的青年教師。這就是頗有名氣的“建甌班”。課程結(jié)束時，大家一起坐著汽車到南平火車站，一路歌聲不斷，依依惜別。

隨著實踐經(jīng)驗不斷豐富，對于學界已有的一些結(jié)論，李如龍漸漸有了自己的觀點。比如，有一種說法認為，漢語方言的差異主要表現(xiàn)在語音，詞匯、語法差異往往不是十分顯著，因此很長時間以來方言學著重于研究語音。在大學學說各種方言時，李如龍就發(fā)現(xiàn)，不同方言的常用詞就常有差異。在參加方言調(diào)查、編寫《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》時，他多次選取閩方言的常用詞編印詞匯調(diào)查表，反復琢磨各方言詞匯的差異。在吳、閩方言中，“湯”既指湯，也指熱水；“山”“嶺”詞義相近，普通話多用“山”，閩西客家方言長汀話更常用“嶺”；普通話多說“站”，東南方言多說“徛”，吳方言多說“立”；“何如”“未曾”“見笑”“幾多”這些詞，在普通話中是古色古香的書面語詞，而在閩方言的福州話、莆田話、廈門話、建甌話中都是十分地道的通俗口語……1982年他在《語文研究》發(fā)表《論漢語方言的詞匯差異》，通過豐富的例證，提出漢語方言詞匯存在五類差異：源流差異、意義差異、構詞差異、價值差異(指派生能力、組合能力和使用頻度)和音變差異，還指出方言詞匯差異的五種類型：對立型、對應型、交叉型、并用型、補充型。后來，此文被翻譯成俄語，在蘇聯(lián)《國外語言學新天地》的《中國語言學專輯》(第22卷，1989)中與王力、呂叔湘、黎錦熙、李榮、朱德熙等名家的文章同時刊出。

受老師黃典誠的影響，李如龍在研究閩方言時很喜歡“考本字”。他體會到，語音是思維的物質(zhì)外殼，意義是思維的內(nèi)核和交際的目的，詞匯是思維和交際的內(nèi)憑借。語音學和音韻學對方言研究固然重要，但不重視詞匯也不行。到福州十幾年，難懂的福州話還沒學到家，李如龍邀請同事一起編福州話詞典，自己借這個機會把這種很難的方言學好。1994年，他們合作編纂的《福州方言詞典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后來，李如龍聽說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在編方言詞典，閩方言只有福州、廈門兩種，就壯著膽向李榮先生建議，應該增編一本建甌方言詞典。1998年，他與潘渭水合作編纂的《建甌方言詞典》出版。

編方言詞典不容易，但李如龍很受用。編過詞典，他對詞語的義項和連讀音變有了更透徹的理解。編過不同的方言詞典，李如龍還發(fā)現(xiàn)了方言的特征詞。以往，許多學者主張以方言的語音特征作為區(qū)分不同方言的主要標準，比如有沒有入聲，聲母分不分n、l。李如龍認為，方言的詞匯特征應該和語音特征一樣受到重視。1999年，他在中國語言學會年會上發(fā)表了《論漢語方言的特征詞》一文。而后他又組織同行和學生一起考察方言特征詞，他主編的《漢語方言特征詞研究》2001年在廈大出版社出版。方言特征詞的研究從此受到學界的重視和響應，后來涌現(xiàn)出不少同類著作，特征詞也成為劃分方言的標準之一。

漢語的詞匯和語法有緊密關聯(lián)。李如龍對“漢語方言之間語法差異不大”的說法早有質(zhì)疑，1986年就發(fā)表了《閩南方言的有和無》。參編了兩本方言詞典后，他對方言間的一些語法差異有了更多認識。1993年盛夏，他和潘悟云等幾位以東南方言為母語的中年語言學家聚在復旦大學，商討組織一個小分隊，用同樣的主題和例句做比較，看看東南方言語法有多大差異。這個小分隊開了十次會，出版了《動詞的體》《動詞謂語句》等六本論文集，推動了方言語法研究的興起。李如龍還提出，應該拿古今漢語和南北方言的詞匯進行縱橫兩向比較研究，從整體上認識漢語詞匯的特征，形成自己的理論。他先后發(fā)表幾篇論文討論“詞匯衍生的方式及其流變”，考察“詞匯系統(tǒng)在競爭中發(fā)展”以及“口語詞與書面語詞的差異”等問題。

從語音到詞匯、語法，從方言到漢語史，這是李如龍學術道路的深化發(fā)展。共同語因為有了“差異”才形成方言。研究方言一定要重視比較，包括縱橫兩向、內(nèi)外兩域、理論和應用兩界，比較研究是方言學的生命線。李如龍的學生都很熟悉他的“十字”理論：深入、多視角地研究方言，其成果不但可以為漢語史所用，還可以了解歷史文化，為人文社科其他領域所用。走出閩方言，關注各種漢語方言；從方言研究出發(fā)，兼及音韻學、地名學、歷史文化和應用研究。人們從中不難看到他勇于創(chuàng)新的研究風格。

1987年李如龍在福建師大開始招收碩士生，頭兩屆是三位以客贛方言為母語的學生萬波、邵宜、練春招。這幾個學生經(jīng)過基本訓練后，很快開始全面調(diào)查客贛方言。李如龍選取34個方言點、1320個單字和1120條詞語，多次分頭帶領他們到實地調(diào)查，用三年時間完成了全部記音，1992年出版了《客贛方言調(diào)查報告》。此書在剛興起的客贛方言研究熱潮中很受歡迎，被廣泛引用。因未重印，多年后還常有年輕學者來信求書。

后來，李如龍又招收了莊初升和嚴修鴻兩位碩士研究生，騎著自行車帶他們到窮鄉(xiāng)僻壤調(diào)查閩、客雙方言帶和方言島，把他們的畢業(yè)論文和調(diào)查報告合編成《福建雙方言研究》一書。李如龍在福建師大指導的這5名碩士生很快都成了方言研究的名將，被譽為“第一方面軍”。

從1992年至今，李如龍與學生合作完成的專著有14本之多，還合作撰寫了多篇論文。他從中體會到了教學相長、薪火相傳的樂趣，常對人說，當老師，我從來不后悔。

李如龍1993年調(diào)入暨南大學任教。結(jié)合這所華僑學府僑生相對較多的特點，在暨大的5年間，他除了組織學生調(diào)查粵西客家方言外，還和學生一起調(diào)查東南亞的閩、客方言，舉辦小型東南亞華人語言國際研討會。可以看出，凡是與漢語方言有關的現(xiàn)象李如龍都有興趣一探究竟。他在廣州工作的5年間有許多新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探討。

黃典誠1993年病逝，為了支持老師創(chuàng)立的廈門大學語言學博士點，1998年李如龍回到廈大任教。一回到廈大，他就爭取建立了語言學專業(yè)，引進人才，請海內(nèi)外知名專家來講學，還開展“臺灣語文工作”追蹤研究。此外，廈大多次承辦全國性的語言學講習班、學術研討會，2005年還舉辦了規(guī)模宏大的第38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年會。這一系列活動，不僅大大提升了廈大語言學的建設和研究水平，也推動了我國語言學的發(fā)展。

壯心不已

求索漢語特征

從回廈大到退休進養(yǎng)老院這20多年，李如龍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總結(jié)和探索。

在世紀之交，許多學科都在認真總結(jié)百年經(jīng)驗、熱情地展望未來。李如龍在學術刊物上發(fā)表了幾篇文章，肯定了中西學術的融合使中國傳統(tǒng)音韻學發(fā)展成歷史語音學(以語音學為基礎的音韻學)，方言學得到大發(fā)展，成為現(xiàn)代中國語言學最有成績的學科。他在《百年中國語言學的兩度轉(zhuǎn)型》一文中指出，百年中國語言學最寶貴的經(jīng)驗就是“我們應該堅持不懈地追尋漢語的特征，按照漢語的特征去研究漢語，總結(jié)漢語的理論，也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語言文字問題”。

什么是漢語的特征呢？“漢語和漢字結(jié)下數(shù)千年的不解之緣，漢字又是獨具一格的文字體系，不僅是漢語的記錄，而且對漢語的發(fā)展有重大的影響”；“考察字的形音義和語言的語音、詞匯、語法之間的關系，我們對漢字的音義的系統(tǒng)和漢語的結(jié)構系統(tǒng)、對漢字演變規(guī)律及漢語的發(fā)展規(guī)律才能獲得深刻的認識，抓住漢語和漢字的關系，便是抓住漢語的最根本、最顯著的特征”；漢字使?jié)h語形成了“書口并茂、古今交融、通方共榮的特殊風格，開辟了漢語發(fā)展的廣闊道路”，這就是漢字長壽的基因；“漢字已經(jīng)植根于漢語，這就是漢語拼音化不能成功的內(nèi)部原因”。這些認識，成了李如龍晚年不斷探索的持久動力。

新世紀一開始，李如龍兼任中國傳媒大學語言學系名譽系主任、博士生導師，招收語言教育方向的博士生，還在廈大海外教育學院做了很多事。這個時期，隨著孔子學院的發(fā)展，對外漢語教學也面臨著新挑戰(zhàn)。李如龍和學生一起調(diào)查研究，寫了《略論對外漢語詞匯教學的兩個原則》《對外漢語教學應以詞匯教學為中心》，自己也寫了不少文章，提倡“基本字的集中教學法”，探討漢語國際教育“國別化”以及如何體現(xiàn)漢語的特點。這些有新意的文章都收在當年出版的《漢語特征與國際漢語教育》中，這是他晚年探索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成果。

廈大中文系的朋友們最了解李如龍一生視學術如生命，如今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心心念念的“漢語特征”。2024年6月，他們精心準備，舉辦了“漢語特征的理論與實踐”研討會。不料竟有一百多人報名參會，數(shù)位著名學者遠道而來，討論熱烈。2025年也有人接手辦會了，對于這位“望九”之年的老人來說，這是多大的鼓舞哇！

李如龍決定拿出積蓄，在廈大中文系設立“漢語特征研究出版基金”，組織編委會，委托廈門大學出版社陸續(xù)出版關于漢語特征研究的文庫，包括今后的“漢語特征”研討會的論文集和研究漢語特征的優(yōu)秀專著。他認為，此類課題自己還研究得很不夠，尚待深入，希望更多同人共同努力。最近，在和一些朋友交談時他就提到了不少題目。例如，漢字有語言功能嗎？漢語和漢字的矛盾與和諧跟漢語史的關系有多深？語音史上“字音”怎樣演變?yōu)?ldquo;詞音”？語流音變有多少種類型，對于漢語的發(fā)展影響有多大？“文白異讀”的性質(zhì)是什么？漢語詞匯是怎樣走出單音“孤立語”困境的？“語法化”何時發(fā)生，有哪些途徑？語法和修辭的關系如何？漢字還要不要改革，要不要為現(xiàn)代漢字劃定范圍？對已經(jīng)興起的“字母詞”和“夾用拼音”應如何評價？為何漢語的書面語和口頭語有那么大差異，二者又如何轉(zhuǎn)化？漢語的通用語和方言的關系史有什么特點？有些重要方言要不要采取些保護措施？

《漢語特征研究》(2018年)、《福建方言與文化》(2022年)、《漢語地名學論綱》(2023年)、《薪火相傳》(2023年)、《閩方言文存》(2024年)、《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(修訂本)》(2024年)……走過半個多世紀的艱難道路，已經(jīng)到了耄耋之年的李如龍還在反思和探索，還在拼搏與呼喊，希望同行們能深耕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，讓它長出體現(xiàn)燦爛本色的花果，挺立在世界語言學園林之中。